在近代上海的社交活动史中，常常闪现许多园林的名字，著名的如张园、徐园、愚园，其中特别有趣的是被时人称为“海上大观园”的爱俪园。
爱俪园，又名“哈同花园”，是英籍犹太商人哈同在上海的私产，今已不存，位置在今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（原名静安寺路）和铜仁路（原名哈同路）的交口。爱俪园之名是是男女主人名字的合称（男主人名欧司爱·哈同，女主人名罗诗·俪穗或俪蕤，号罗迦陵），实际上，单是二人的传奇经历就足以使人津津乐道了。
哈同（Silas Auron Hardoon，1847——i931）出生在士耳其倍克特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。和清末许多到上海冒险的外国流浪汉一样，他20岁左右来到上海时可谓一文不名，据说最穷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一条短裤和一把雨伞了。后来经一个犹太朋友的介绍，哈同做了上海老沙逊洋行鸦片烟仓库的看门人。凭着犹太人特有的生存本能，他不久就积攒了第一笔原始资本约5000元，并且用这笔钱购买了上海花园弄一带（今南京路中段）的地皮。起初这块地皮比较荒芜，不成市面，价格低廉，少有人问津，没想到过了几年，花园弄一带突然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黄金地带，哈同从此大发其财，1901年最早传入上海的两辆汽车中，哈同就拥有一辆。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，这个犹太“地皮大王”可谓如鱼得水，不但入了英国籍，而且成了租界的上层人物，一度做过法国工部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，还先后几次获得过民国政府授予的“嘉禾章”和“文虎章”。到他去世的时候，英国领事署估算他的财产大约有70，000，000元。
爱俪园里的办事员和仆从们，习惯上称哈同为“老东家”，但是大家都知道真正的一园之主应该是“老太太”——罗迦陵。20年代有一本很流行的小说《海上大观园》，其中的女主人公螺狮姑娘应该就是爱俪园这位女主人的化名。小说中对于罗迦陵身世的叙述是有隐晦的，例如，没有提及她的父亲是法国人。实际上，她很有可能是一个中法混血的私生女，而且父亲“失踪”，母亲早亡，早年的遭遇应该是很苦的，或许做过皮肉生涯。罗迦陵大约23岁时与哈同“结婚”，也大概是在此时，哈同的“事业”开始蒸蒸日上，因此，传说中哈同很迷信她的帮夫运，对其言听计从。《海上大观园》里更是活灵活现地说，螺狮姑娘之所以能够掌握百万家私、又在爱俪园中自成天下，是因为生有异相——因为她两腮少见地长有胡须，所以能够和女皇武则天一样大富大贵。
爱俪园之建成与当时一位著名的新派人士宗仰和尚，也就是近代教育史上很有名的乌目山僧有关。罗迦陵笃信佛教，一次到金山江天寺进香时结识了宗仰和尚，认作师傅，迎他到上海讲经，后来又请他设计爱俪园。爱俪园落成于1910年（一说为1903年），面积约170亩（一说为360亩），约占当时跑马厅的一半。园中亭台水榭颇具匠心，如著名的天演界、“欧风东渐”钟楼、“大好河山”景区等，在当时上海的中式园林中堪称魁首，甚至有“小颐和园”之称。哈同当初投资建园，大概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，因为事实证明，建园之后，静安寺周围本来并不繁华的哈同路、西摩路一带，地皮一再看涨。不过哈同一直专心于他的生意，园中事务由宗仰和尚管理。宗仰不但设计庭园楼台颇有胸中丘壑，更有很强的文化眼光，同时，他虽是佛门子弟，却有献身济世之心，1902年曾与章太炎、蔡元培等人发起中国教育会，次年蔡元培、吴稚晖等人创建爱国学社，宗仰又向罗迦陵募来10000元作为学校经费。因了宗仰的苦心经营，爱俪园也颇具文化气息。他不但用多年时间刊刻了《频伽藏》八千四百十六卷（1912），并且在园中设立了华严大学，以期在尘世中弘扬佛法。
虽然老的上海旅游指南中说，爱俪园没有介绍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，但并不代表爱俪园是旧式的封闭型的私家园林。主人在建园之初，就举行过几次轰动全上海的水灾赈济会，名声也由此大振。或许因为宗仰的关系，孙中山、蔡元培等人都曾来过园中，章太炎与汤国黎女士的婚礼，就在园中著名的“天演界”举行。护国运动的功臣蔡锷将军，在东渡日本就医之前曾在园中养病。1919年南北和议期间，北洋政府的代表王揖唐也曾住在爱俪园。
虽然许多人把罗迦陵和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母相比，并且她身边也有一个与“鸳鸯”地位相当的主事大丫头，但是“哈同夫妇，不是把爱俪园比作大观园，而是要比作颐和园，以皇帝自居的”。前清灭亡之后，园中收购了几个太监，见到哈同夫妇、甚至哈同的铜像，都要行跪拜礼。另外，他们还一度在杭州“平湖秋月”附近圈湖买地，兴建哈同花园，但是遭到杭州公众的反对，后来这一处哈同花园被发给了艺术专科学校做校舍，看来，在真皇帝已经下台的时代，哈同夫妇也只好在他们的“小颐和园”里过皇帝瘾了。他们和北京早已下台的宣统小朝廷往来也很密切。为此，《海上大观园》一书甚至杜撰说，端康太妃（即瑾妃）和罗迦陵是幼年的玩伴。不过在北京确实也曾有过一座哈同花园，以备“老太太”“觐见”时居住，据传此前是张勋的住宅；而1922年园主夫妇百卅合庆，端康太妃和宣统皇帝也各自送来了礼物。
民国建立后不久，宗仰和尚廓然归山，取代他位置的是一个名叫姬觉弥的人。其实，宗仰和姬觉弥之所以在爱俪园中先后占据显赫的地位，大约都是因为他们是罗迦陵的所谓“入幕之宾”，不过两者的学养和人格却是有天壤之别的。这个姬觉弥原名潘翥云，江苏人，本是一个中国流浪汉，与罗迦陵相识后被认为“罗门”弟子，平时则姊弟相称，后又成为园中的总管。地位提升之后，潘翥云偶然发现自己与造字圣人仓颉同日出生（3月28日），从此就改姓姬（因为传说中仓颉姓姬，潘氏在古代则应该是姬姓的分支），园中的办事人员则多称他为“老姬”。
因了与仓颉的特殊渊源，“老姬”表现出对“小学”（即文字学）的特殊兴趣，后来园中设立的大学就称“仓圣明智大学”（1915年），礼堂上供奉仓颉、史籀、程邈、史游、许慎、蔡邕、钟繇、李阳冰等改造文字的先贤，学校课程也以文字学为主，招收男女学生，同时聘用名流任教，这样，一些有名的文化英才，如徐悲鸿、王国维便也在这海上大观园里留下了足迹。不过时人却戏称之为“苍蝇蚊子大学”，因为来读书的多是藉以消遣的少爷小姐，多数是书没念成，倒闹出了偷饭、同性恋等等笑话。后来“老姬”觉得小学终究范围太窄，为了扩大这个文化范围，又组织了“广仓学会”。园中定期搞古物陈列，一次“文圣人”康有为花翎、朝珠全副武装地出现在会上，于是给陈列会增加了一件活古董。园中又有文海阁，其中藏书甚多。
其实园主夫妇都不是有文化的人，姬觉弥也不过是倚财仗势附庸风雅，至于应付必不可少的一些文化活动，园中自有一批穷困潦倒无可奈何的代笔人。不过，这些不得已卖画、卖字为生的文人中，却不乏博学之辈，加之象王国维等学术大师的加入，爱俪园竟也在一时之间形成了一种所谓“迷离的学术空气”。是时王国维恰从日本归国，先被聘为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。不过学生们大多数程度不高，且喜欢时髦，王先生讲课时也并不注意搞噱头，所以可能不是很受欢迎。据当时人回忆，王先生的物质生活随随便便，没有一点名流或遗老的气味，却有点象“旧式商店里的小伙计”。不过对于学术的严谨作风却是一贯的，如果有人找他看一件青铜器，他看了觉得靠不住，那人无论找出什么证据来，他“依然是‘靠不住的’四个字答复，也不附和人，也不和人驳难”。而如果总管“老姬”要和他解决一个字义，他“只嘻嘻一笑，或者有机会更跑远一些”，表现出与这位自封的“小学大师”“道不同不相与谋”。后来园主出资出版几套丛书，王先生主编了其中的“学术丛编”，其中王先生自撰的《殷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》及《续考》、《殷周制度论》等论文，后来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之作。
哈同于1931年去世，丧事颇为风光，遗产由罗迦陵继承。罗迦陵晚年失明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日军占领上海英租界之前去世。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，领养了一大批外国和中国的孤儿。在罗迦陵死后，这些人将原先的总管姬觉弥驱逐出园，他们自己则为了遗产问题争执不休，甚至伪造遗嘱对簿公堂，本来趋于衰落的爱俪园最后被他们分割得支离破碎。孤岛时期，爱俪园又遭了一场火灾，因此在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小说中，爱俪园已经是斜阳衰草的味道：“篱笆破了，墙塌了一角，缺口处露出一座灰色小瓦房，炊烟蒙蒙上升，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，白了，一部分泛了色，像多年前的照片。”1955年，在爱俪园的地基上建起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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